盐税是仅次于田赋的国家财税收入。

明代最初由政府划拨盐户耕地、草料地维持其生计，再根据其经济情况收起定额盐数。但和土地兼并一样，贫寒盐户的财产被家境殷实的盐户所吞并，许多小盐户被逼失去生计而逃籍。

尽管明代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法律，对逃籍、脱籍人员进行严惩，但盐户的世袭制度已经无法维持，最终现实打败了传统的户籍身份制度。

明晚期，政府开始对盐的生产采取放任政策，盐业被富有的盐户占据，而贫寒的盐户多数演变为富户的雇工。

到本朝初年，盐场几乎被盐商们瓜分，盐户变为支薪雇佣工人，依靠盐商生活，天佑帝时做过努力，但无济于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破坏了传统的盐户世袭社会，而这正是当时江南商业发展的侧写。

本朝在盐政上最终采取了同开中折色一样的操作，由盐商交纳白银换取盐引，而非粮食等物资，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开海政策上，施行专营贸易，由皇帝任命的皇商群体进行经营，所得按律上缴国库与内库。

通过内府皇商插手各业谋利的特殊方式，皇帝在财政上保留了极大的话语权，而这同样是对明末的反思，崇祯帝对地方士大夫的放权而导致的税收征不上来、国无余财，足够让太祖和天佑帝保持警醒了。

这样的军制和财税体制下，京营由同内府皇商关系密切的江南勋贵把持，这一情况在嘉祥帝时期达到巅峰。

而九边则被元从系和西南系勋贵控制，同京营形成制衡，最为重要的火器、大炮除蓟辽外的九边只是少量装备，其余大多归属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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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京城到江南的运输线由漕运总督衙门控制，国朝初年的势力划分得以最终形成。

大概是这么个大概，但在北方会形成节镇主要是因为得天下后两系勋贵的势力最大，皇帝不得已地放任，让他们圈地自肥。

这样的政策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北方巨大的国防军费开支超出了北方地方经济承受范围。

本朝的做法只是将中央财政划拨的对象主体从九边军镇改为了地方政府，而由于南北空间距离上的遥远所造成的损耗成本随着时间演变只会越来越高，导致收支失衡、财政破产。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彻底消灭边患，后金和喀尔喀蒙古；二是想办法发展边地经济，不求实现自给自足，最少也要减轻国防开支的压力。

第一点已经在做了，第二点到目前为止都有问题。

但第二点却是最为核心，不然明末悲剧还会再现，明末出现了一个十分恶劣的现象——南北分裂。

崇祯帝时三饷的摊派将这一现象体现了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