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无休止的死循环，高忠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毛伯温其中一段话的后半段——到那时，虽说外围战事不利，但好歹也是情有可原，处罚是无可避免的，保命总还是成的。

按照毛伯温的分析，保住性命已是最好的结果。

既是最好的结果，那便是最难实现的结果。

既是最难实现的结果，必然要历经千难万险。

历经千难万险，却仅仅是为了保命。

活着，是一切的根本。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活着，都会有无数种可能。

有的活着，生不如死。

高忠早就过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活下去的阶段，久到他自己都快记不清了，如今他所追求的是活得好。

可现在却有人告诉他，将重回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活下去的日子。

他本能的否定了此论断，想要寻找到有力的依据予以反驳，当他绞尽脑汁地苦思一圈后发现，并没有可以摆到明面上来说的依据。

他承认事情确实很棘手，清楚毛伯温肩负的担子很沉重，知道他与毛伯温是荣辱与共的同船人。

同船，并非同命。

在他的认知中：毛伯温已是花甲之年，正经的科举入仕，宦海沉浮数十载，有过失意，也立下过不少功勋，还获得过朱厚熜专门为他写就的诗作，凭借这些荣耀，当事件落幕时还是以活命收场，仍旧能获得一个晚年的安享，基本的体面不失，他人的尊敬不缺，此样人生，实属上乘。

他认为自己跟毛伯温是截然不同的：有年龄的不同，他还不满四十岁；有功绩的不同，纵使无过，前半生的功绩，不足以支撑起他的余生安泰，何况还是犯错后的黯然退场；而最大的不同，在于世俗礼法约束下的身份不同，毛伯温是一个完整的男人，而他不是。

基于以上种种，他认同毛伯温的艰辛与不易，更坚信自己的处境比毛伯温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