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山西站情报二组的电台台长老刘，已经整整三天没有见到周怡了。他隐约感到了情况有些不妙。

组长王穗花南下同蒲路之前，特意叮嘱老刘，如无特殊情况，不要离开放置电台的房间，以免发生不测。王穗花以富华贸易公司的名义，在南洋旅馆开了两个相邻的房间，其中放电台的房间为顶楼最靠边的一间，房间里特意搁了一架从太原带出来的手摇唱机，平日里就播放些戏曲唱片，在发报的时候则可以用来掩饰声音。

电台台长与远在太原的军统山西站，约定了是每隔两天电台开机一次，互通讯息和指令。而周怡则每隔一天悄悄来到南洋旅馆一次，汇报火车站和铁道线上的日军动态。

但是这一次，周怡却失了约，而且在下一个约定时间到来之际，仍不见这个军统女谍的身影。电台台长惊惶起来，他想：可能出事了！

老刘不敢到就在不远处的火车站货场去探寻，再说他也从来没有去过周怡做工的地方。在南洋旅馆这两间门外贴着“富华贸易公司”字纸的房间里，老刘的身份是公司的会计，而周怡只在刚刚来到文城的时候，与王穗花一起住在隔壁，后来就被李彦托人安排到火车站北货场去了。

作为电台台长，老刘昔日在军统西北区部接受的只是电讯技术的培训，对谍报工作的其它技能，则几乎还没容时间染指就被匆匆送上了抗战爆发后的一线。因此，自从王穗花带着李彦和方墨书驾车离去，老刘就整天提心吊胆地窝在自己的房间里，每日饭菜都是订的旅馆后厨的伙食，由服务生送到房间来。他本人只在天色刚刚亮起和夜幕降临之后，才悄悄地走出旅馆，在附近的街巷里转一转，随即马上返回。这样的背景下，周怡每隔一天的到访，就让孤身一人的电台台长备感欣喜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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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连这个也没有了。老刘已经在最近一次与山西站的电台通讯时，汇报了周怡失去联系的情况；山西站当即指示他，不可妄动，静观其变，随时做最坏的销毁电台和密码本的打算。并将双方开机频率临时调整为每天一次。

年近五十的电台台长在那一刻，感到了末日来临的恐惧。

直到女组长王穗花带着李彦突然返回。

军统女少校将周怡的丈夫方墨书留在了南同蒲路的临汾，继续监视当地敌军动向；自己与李彦开着雪佛兰，星夜兼程赶回了文城。

从临汾的日本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并不翔实，王穗花打算回到文城后先向周怡核对火车站的情况——闪电驰援丰店县城、并扫荡关门山八路军的濑名师团的秋明步兵大队，据说结束扫荡后、是从文城火车站搭乘火车开往临汾的，想必周怡能知道一部分底细。

不料，一进房间门就听到的电台台长惊慌失措的报告，这令军统女少校也大吃一惊——周怡肯定是出事了，否则不会三天时间里踪影全无。李彦亟不可待地就要动身去火车站货场，但他的女上峰一把摁住了他。

“货场绝对不能去！”

一边说，王穗花就一边掏出自己的勃朗宁手枪，“哗”地一下顶上了火，脸色严峻地对两个部下低声说道：“如果周怡出事，不排除我们这里已经暴露了。”

李彦和老刘不由得都吓了一跳。李彦紧跟着就摸出了毛瑟C96手枪，而不会使用也没配置武器的老刘，则紧张得脸色惨白。

王穗花思维敏捷，迅速地分析了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