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各位老师那叫一个相谈甚欢，气氛热烈得很，酒也喝得越来越尽兴，哪还顾得上身体不好、神经衰弱啥的。大家聊得那叫一个开心，一个个都跟多年未见的好哥们儿似的。最开心的还得是乔老板，好多人都在西安呢，喝得差不多了，关老师赶紧喊停：

小主，

“我瞅着大家聊得这么高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我看外面天都黑了。难业老总我看也喝得差不多了，我们几个还得回西安呢。今儿个就到这儿吧。”

在座的老师们纷纷站起身子，脸上带着微笑与我道别。我则热情地将他们逐一送出酒店大门，每一个人离开时，我都会送上真挚的祝福和感谢之词。

当来到门口即将分别之际，乔老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动着，口中连连说道：“难总啊，之前我对贵公司的状况确实不太清楚，这次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还请您多多海涵呐！”其他各位老师听闻我与乔老师之间存在一些纠纷，纷纷快步上前，帮忙劝解道。他们恳请乔老板务必将我公司的事务妥善处理好。

乔老板不住地点头应承，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见此情景，我心中暗自思忖，看来这件大事已经有了眉目，后续的种种困扰想必也会更容易化解了。此时的我虽然饮酒过量，但头脑还算清醒，深知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所在。于是，我把新雷唤至身旁，轻声嘱咐道：“新雷呀，接下来由你来负责护送乔老板安全返回。另外，把剩余的烟酒都一并让乔老板带回去吧。要是他不肯接受，你就告诉他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反正这些都是剩下的东西，并非专程为他购置的。”

新雷咧着嘴，麻溜地应下。送走各位老师和乔老板后，我一屁股坐在渭南大酒店的大门口。转过身，我找到酒店经理，笑嘻嘻地说：“我这喝多了，走不动道啦，能不能借您大堂的圈椅用用？明儿一早我就给您送回来。”

我先掏出一千元递给他，这经理跟乔老板是朋友，大手一挥，说：“不用押金，明儿早上送来就行。”

我端起一个红木圈椅放到酒店大门口，坐在上面，点起一根烟慢慢的观看这渭南的夜景，等着新雷他们回来。没多一会新雷他们几个就回来了，我给新雷说去找两根铁锹把拿来。心雷不知道干什么用，问我为什么？我生气的说：

“哎，新雷。我干什么事情，是不是每个都要给你说清楚，是不是每个都要你同意。啥货吗？我看你们就是付不起的阿斗。你离我远点，我看见你就烦。辟！辟远点，啥货吗？”

新雷笑嘻嘻地说：“难业哥，咱俩谁跟谁啊，我可一直把你当哥呢！你看我啥事儿不都听你的。就问你一句话，你咋还这样了呢，你可是我哥，就算我不对，你也还是我哥呀。我这就赶紧去找铁锹吧，你看行不？难业哥，你今天这脾气可真大。”

我懒得理他，坐在红木圈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赶紧又问：“哥！哥，你说要几根呀？”

我气鼓鼓地把脑袋一扭，看向另一边。一个小弟赶紧跟他说：“我刚听难总说要两根呢。”新雷撒腿就往南跑，没一会儿就喘着粗气拿着两根铁锹把回来了，边走还边说：“难业哥，给你拿来啦，马路南边就有卖的。我把手里的烟蒂一扔，说：“你们把车停好，就用这两根把子，一人一个角，把我抬到公司去。”

我瞅着这几个家伙有点不情愿，从崭新的西服口袋里掏出刚才李子给我的零花钱，对这四个家伙说：“瞧见没！抬到公司门口，你们每人两百块小费。谁要是不愿意抬，就卷铺盖走人，回家种地去。愿意抬的现在就把赏钱拿走！”

我随手就给他们一人两百块。这几个家伙黑眼睛看见黄钱，一个个眉开眼笑连忙说：“我们都听难总的，难总叫干啥就干啥。”

新雷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挪捏，我眼睛盯住他说：“拿上”。新雷高兴的说哥那我也拿上了，我就听你的。

2011年的时候，这几个家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一千多，看见这两百块钱赶忙研究咋样把铁锹把固定到红木圈椅下面，抬起来能让我稳当舒服。司机跑步取出桑塔纳轿车内的绷带把铁锹把绑扎结实。

这四位汉子小心翼翼地抬起我，迈着稳健的步伐从渭南大酒店出来后，顺势向右一转。接着，他们沿着民主路朝北缓缓前行。此时的我，脑袋昏沉得厉害，仿佛置身于云雾之中，身体也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就这样，我恍恍惚惚、飘飘然然地坐在那张舒适的躺椅上，任由他们带着我一路向前。

当我们来到民主路北十字时，队伍并未停歇，而是继续朝着东边前进，沿着那熟悉的一马路悠然自得地晃荡着。马路两旁屹立着高大而粗壮的法国梧桐，它们枝繁叶茂，看起来已经在这里生长了许多年。这些梧桐树宛如一把把巨大的绿伞，将宽敞的道路遮盖得严严实实，营造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