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提倡礼义，实行富民政策，利用厚生，与民休息，广庶类，勤农桑，崇教化，重贤才。

“夫奸邪生于豪杰，廉耻生于礼义。礼义立，孰有不耻且格乎?衣食足，孰有背义趋利者乎?臣以为遂其富利之业，申其仁义之利，则外户不扃矣。”

儒家认为人民生活富足是进行礼乐教化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富而后教，才易于使人向善，遵礼守法，收以良好的效果。

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显然，姜公辅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都主张先富后教。

四是赞扬德宗厚德载物，恩泽被及草木禽兽，诚为德政。

例如，“捐金玉于江湖，反珍奇于薮泽”，就是指德宗罢贡献，放舞象，出鹰犬等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且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环境伦理学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姜公辅又引《诗经·大雅》所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希望德宗慎终如始，贯彻到底。

言辞虽然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颂扬之中，隐含警告。

可惜德宗并没有认真听取姜公辅的规谏，有始无终，竟把国家政局搞得一塌糊涂。

姜公辅的警告，果不幸而言中!

从思想行事来看，姜公辅属于儒家学派是无可置疑的。

但他和当时安南大多数文人学者一样，信奉三教同源之说，对佛教和道教都有好感，并不采取排斥态度。

《新唐书·姜公辅列传》记载：“陆贽为相，公辅数求官。贽密谓曰：‘窦丞相尝言，为公拟官屡矣，上辄不悦。’公辅惧，请为道士。”

安南文人学者一般认为，进可以儒术应世，退可以道术养身，儒道两家是相通的，各有各的长处和适用范围。

看来姜公辅也信奉并且实行这样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