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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2220:32北京新京报官方账号

重新认识毒与药：“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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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是中国传统药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中国医学的形成期，“毒”的意涵比现在它所承载的负面意思更复杂。汉代的字书中出现了该字的一个重要释义“厚”，它暗示力量、厚重和丰足，此解释引申出广泛的含义。其他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毒”也呈现多样意涵，从有效的治理到“德”畜养万物的力量，从猛烈的药物到致命的毒物。“毒”还被用来比喻刺耳却有建设性的言语。总而言之，“毒”的两面性就在于它既可能带来益处，又可能造成危害。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早期的本草着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指向猛烈的药力，药物的治愈力正是由此而来。《神农本草经》里建立的三品分类法把“毒”作为药物分类的主要标准。有毒药物因其猛烈而具有治病的价值，但也正因其猛烈而可能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因此，使用毒药的艺术就是在不损害生命活力的前提下有力地祛除疾病。六朝时期的本草着作，例如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猛药。它们遍布于矿物、植物、动物和食物类药物，并被赋予广泛的医疗用途。到6世纪，中国传统药学已确立毒药在治疗中的关键作用。

本文选自《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刘焱 着，朱慧颖 译，光启书局2024年7月版。

汉代的《史记》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言语和药物相比较，发人深省。它说的是，后来成为汉朝开国皇帝的刘邦在京城打败秦军后，被奢华的秦宫引诱，想住在那里。他手下的将领樊哙想劝他改变主意，但刘邦不听。这时，谋士张良进一步责备刘邦沉湎于胜利的喜悦，认为这只会重蹈秦国的覆辙。张良让刘邦听从樊哙的警告，因为“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最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故事的意思很清楚：难听的话和猛药相似，让人难以接受，但最终还是会使人受益。

张良的这句话如今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毒药”已被替换成了“良药”。这个更替很能说明问题，表明“毒”的意涵在历史上经历了变化。今天，“毒”是英文单词“poison”在汉语中的标准对应字。和“poison”一样，“毒”这个字也让人联想到危险、伤害、阴谋。但是，“毒”在历史上并不总是指向负面事物，它还有各种不同乃至相反的含义。这个字出现在古代中国各种医学、哲学和制度文本中，虽然在这些早期的文本中确实能看到“毒”的负面意涵，但它也能指君王的优秀品行或者猛烈的药物。“毒”的这种正面意涵在上面的故事中显而易见，它指向药物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它们能治疗疾病的关键。这个“猛烈”的概念，即其不仅可以作为毒物害人，而且可以作为药物治病的能力，是古代中国药物治疗的核心。因此，中国的医者采用大量被认为有毒的物质，并巧妙地用它们来治病。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药学，就必须掌握“毒”的两面性。

这一将毒药用于医学的重要传统起源于中国药学的形成期，即汉代至六朝时期。在此时期，各种矿物类、动物类，尤其是草木类强劲物质被纳入药用的范畴。在汉代，“毒”成为药物分类的基准，汉代的药学着作按照毒性将药物分成三品，认为有毒的药物可以治疗疾病，这是一个贯穿于整个帝制时代的治疗原则。六朝时期，中国传统药学蓬勃发展，对毒药的指定、鉴别与使用有更详细的说明。至6世纪，“毒”在中国已成为界定药物、指导治疗的核心标准。

《本草中国》第二季（2019）剧照。

《神农本草经》中的毒药

“毒”的两面性在中国传统药学中如何体现？该问题将我们引向中国第一部药学专着，约成书于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这部药学经典的书名值得我们注意。“本草”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既指药物知识，又指记载此类知识的文本。正如英文单词“root”（根）有比喻义，“本草”的字面意思是“根源于草”（“本”用作动词）或“根与草”（“本”用作名词），它表明了草药在汉代药学中的显着地位。中国的本草书类似于欧洲的一类药学着作，这类着作通常称为“materia medica”，可以追溯至1世纪古罗马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的奠基之作《药物论》。这两类书都列出了许多药物，并说明每一种药物的属性、产地、外观与用途。

那么谁是“神农”呢？作为《神农本草经》托名的作者，他是一位在远古之时开创农业、造福子民的圣人。他还被认为发现了有用的药物，这为他赢得了中国传统药学创始人的名号。西汉《淮南子》记载，神农遍尝百草，为其子民鉴别合适的药物，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个故事表明，日常经验和试错的努力在古代中国药物知识的积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神农的医学身份在汉代已经牢固确立，当时的文献把他和其他几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如黄帝、雷公，视为远古时期掌握了纯正的医学知识的圣人。因此，将一部书托名神农，展现了一种从想象中的辉煌过去找寻失落的药学智慧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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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农本草经》真正的作者并不为人所知，它可能是由汉代一些专司药事的官员编撰而成。身为“本草待诏”，他们在宫廷有需要时应诏进宫，平时待命。汉代文献常常把这些知识渊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专业人士与“方术”之士相提并论。“方术”一词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奇技秘术，如观星、风水、炼丹、占卜等。本草待诏或许会和这些术士交流药物知识，并将其纳入本草书写中。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药物着作，《神农本草经》是中国传统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后所有的本草着作都恪守其对药物进行分类和界定的基本框架，并仰仗其经验知识指导医学实践。我们几乎不知道该书如何形成、来源为何，只知道它总结了已积累几个世纪的药物知识。证据主要来自汉墓出土的医书，其中有两组医书尤其具有启示性。第一组是从湖南马王堆（约封墓于公元前168年）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利豨墓中出土的医方集，这批帛书包含近300个医方，主治52种疾病。据保守估计，该医方集用到了200多种植物药、矿物药和动物药，供内服或外用。其中有70多种药也出现在《神农本草经》中，这暗示汉代的本草书可能从方书中汲取药物知识。

第二组医书表明了《神农本草经》成书的不同路径。这批竹简出土于安徽双古堆（约封墓于公元前165年）当地一个贵族的墓中，上面列出了100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旨在治疗一种疾病或产生某个神奇的效果，如“疾行”“轻体”，后者可以使身体翻山入云。有鉴于竹简的开头出现了“万物”一词，可以说这些竹简呈现了一种早期的博物学，其目的是指认天下万物可能的用途。因此，汉简《万物》逸出了医疗范畴，列举了诸物在渔猎、制衣、制作燃料等其他方面的用途。这批竹简残破不全，囊括了五花八门的信息，但它们为我们理解中国本草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早期的本草书写将药物知识纳入了更广阔的博物学讨论中。

我们有必要在考察《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之前，了解一下汉代医书编纂的大背景。汉代的所有医学文本均已佚失，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简牍残片，包括上文提到的那两批出土医书，是这一时期唯一的直接史料来源。但是，《汉书·艺文志》保存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图书馆书目，着录图书30多类，近600家。该书目的创建是西汉末年一场“经典化”运动的结果，当时，几名宗室学者系统地收集整理古今着作，以重新确立文本的权威，指导帝王治国。和医疗有关的书目列在最后，归在“方技”类中，“方技”类又进一步被分为四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其中“经方”和药学知识关系最大。虽然经方类的11部书均为方书，但它们依赖于对每种药物的了解来提供有效的处方。本草书并没有出现在书目中，在西汉末年这样的药物知识很可能依然是零星的、散落的，夹杂在方书和博物学着作中，直到东汉时期才在独立成书的本草着作中系统化。

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神农本草经》。该书有一个简短的序录，介绍其书写架构和药物疗法的基本原则。书的正文记述了总计365种药，对应一年的365天，展示其天地感应的思维架构。重要的是，《神农本草经》把这些药物分成三品，开篇即将这三品界定如下：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