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这个大宋朝先带来一点什么呢？

朝廷，或者说政府，到底是个什么机构？管理机构？还是服务机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甘奇也有自己的看法，政府应该既是管理机构，又是服务机构。

国民与社会需不需要管理？显然是需要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拿仁宗赵祯这一朝来说，对社会与国民过度的放纵，导致江湖匪类横行，这一点上，就是管理不善。

服务，那便更不用说。往大里说，国家应该给国民与社会提供生命与财产的安全服务，往小了说，国家修路筑桥，给国民提供出行便利的服务。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可以找到来源的。比如法家，就是偏重于管理。而儒家，则偏重于服务，呃……至少儒家思想上是偏重于服务的，开口闭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也可以延伸一点，比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就是法家的做派。而保守派的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言论中，则代表了儒家的思想。

这里不说个人言行举止与品德的问题，只说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核心思想。

王安石的核心思想，国家应该通过改革，增加收入，让国家实力变强，以应对内忧外患。

司马光的核心思想，天下出产本有定数，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在民，就是在官，如果国家想要增加收入，自然百姓就减少了收入，国家不该与百姓争夺利益。这就是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核心思想所在。

这两派的核心思想，其实都没有逻辑上的错误。其实到后世，这个问题依旧还在，只是不在台面之上。而且后世与宋朝，还有一点区别，区别就在于天下出产的总额，并不是一个定数，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数目。

但是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分配问题，一直都是个台面之下的大问题，一直变化着，互相妥协着，永远也没有最好的分配方案。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大前提，国家的管理，本身就是为了服务。国家安全的服务，个人安全的服务，修路建桥的服务，乃至夜晚路灯的服务。

不论是管理，还是服务，其实归根结底的本质，还是利益分配。涉及分配问题，归根结底，又是个数学应用题。

甘奇今日要教的，便是这道数学应用题，当然，甘奇不会直接谈改革，也不会真去教数学，甘奇能做的，就是从细微入手，想要潜移默化改变朝廷的运作模式。

戏台，也就是甘奇的讲台，此时搬上来了一个不大的板子，甘奇用炭笔在板子上写下了两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