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后人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比如江南地区就有大量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团体出现。海贸所需要的商品基本都来自于这些手工作坊。

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必然进一步剌激到高利行业，而较之从前，明朝的高利贷不但规模扩大，参与放贷的人数更多，范围更是史无前例。

魏公公临时起兴搞个左手出，右手进，来回倒腾多弄人家二千两，不是真的不要逼脸，非要讹这些西商，捞来银子落自个腰包快活，而是在用经济学的手段温和解决问题，解决那个限制明朝发展，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幽灵。

当下社会，高利贷产生的原因无非是青黄不接与灾荒变乱，导致生活无着产生的借贷；赋税徭役沉重产生的借贷，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等产生的借贷。

但无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乡村高利贷的利息都相对较高。青黄不接时产生的谷物借贷，年利率比“九出十三归”还要黑，是百分之百！

在吴淞时，公公了解到苏州贫民向富户告借粮米，秋收时还债，借一还二。松江府有个人借了十石谷子，两年后作三十石归还。只有在富户在赈济乡里或者官府在灾荒时做国家救济，才将利率定在年利二成或三成。

高昂的利率，不但摧毁了明朝农村的一般生产和生活，加速了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还吸纳了商人因经商和经营手工业而产生的资本，使它们不能融入到手工业和商业的扩大经营中。

一般出现商人较多的地方，大多是地狭田少的贫瘠之地，种田不足以谋生，才有很多人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

但商人们在赚钱之后，又习惯将积蓄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一则是购买田产，二则是放贷收息。

这就回到了传统的地主加债主模式。

高利息在剥夺农民财产的同时，也推高了本地地价，导致官府的税赋加重。双重作用下，这些地区从乡村自耕农经济，逐步向农庄与农奴经济退化。

这就使得长江以南包括江北一部分农村，实际上已经失去向朝廷缴纳赋税的能力。

而变成地主加债主的商人则是海事图的第一环，也是最底层的一环。

因为高利贷的限制，商人及手工作坊主的经商和手工积累的一定财富，并不能像欧洲一样升级为扩张产业的商业资本，而仅仅停留在商业中介和高利贷事业上。

在商场上稍有积蓄，随即在城中开设债典，放钱出贷，从行商转为坐贾。而大量的资金居于高利贷业，也使得无论农户和小工商业者更难于取得廉价的启动资金。

虽然很多地区的农户和手工业者都拥有令欧洲人和东南亚用户惊讶的手工技术，其产品在海外有极好的销路。但辛苦劳作的结果，大部分利润归于高利贷者。不多的一点结余，无力支撑这些拥有丰富经验的从业者完成从工匠到手工工场主的转变。

而在第二环，即闽浙海商这一块，高利贷更是困扰他们的恶魔。

据陶杰、张安二人陈述，闽浙海商由于泛海出洋风险很高，为了分摊风险，多采用众人合股的办法进行。

根据各自承担的责任，又有散商、绅商、仆商、船商等区别。

其中船只的所有者又称为船主，并拥有丰富的资本。航海商人需要从船主处借到船只和本钱，然后放船出海。

但与欧洲海外经营不同，明朝的海外合作经营过于偏向船主、船头的利益。这就使得真正经历风浪、躲避官府而进行贸易的经营者所得利润很少。导致航海出洋并没有成为经营者积累资本的途径，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高利贷。

船主则据此坐收出洋之利，只需向海上大势力交纳保护费便可肆意吸取商人利润。

在此情形下，海商最终只会向海盗集团发展，或者由大势力垄断，而做不到大范围参与。

一个只有少数人垄断的行业，自然不可能成为朝廷的经济支柱，更不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未来。

历史事实证明，不管是甲必丹李旦，还是开台王颜思齐，或是东亚海霸王郑芝龙，都无法将海贸真正做大。

他们更多的局限在家族利益，使得下游的广大商人和手工作坊主、生产种植农民，无法分润庞大的海外贸易利润，最终培育不出真正的资本主义。一盘散沙的他们，面对满清铁蹄的入侵，自然也没有任何自保能力。

这个结果，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重农轻商思维的影响，更不是党争导致的后果，实则明明白白便是经济的限制。

高利贷，一个让人瞧不起甚至痛骂的勾当，就这么严重影响了明朝商业的发展。等到满清入关，那可怜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就胎死腹中了。

魏公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了知己知彼，深入敌人内部，他老人家这才小试牛刀，摇身一变成为高利贷从业者。

“九出十三归”不过份，且只是试点，未来，他老人家定然会进军放贷业。

但和别人是为了收高息，坐地生钱，不思开拓进取不同，公公他是想把商人们引导到茫茫大海上，为手工作坊主们提供大量启动资金，带着他们一起扩张产业，使萌芽真正转变为巨兽。

这就是质的区别！

同样的手段，不一样的目的，公公为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披上光荣的外套，十分的满意。

不管你们信不信，咱是信的。

全民下海，才是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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