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矮的土坯房里光线昏暗，光明娘正坐在炕沿上抹眼泪，可那眼泪里却没有多少悲伤，更多的是一种解脱般的沉重。

见公安人员进来，她颤巍巍地站起身，双眼空洞，面无表情地开口：“不瞒你们说，我嫁给陈福道，也是被逼的。这个畜生年轻时就不是善茬，专干些欺男霸女的勾当。我年轻时模样还算周正，在当地也算有点名气，可偏偏就因这模样倒了霉——被他看上后，他就托人来我家说媒。我爹娘一打听他的人品，根本不乐意，他却到处造谣，说我跟他处对象，还污蔑我早就跟他睡过了。后来他更是找机会，硬是把我祸害了，我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嫁给了他。”

“生下光明后，这孩子真是上行下效，啥都学着他爹，从小就被带坏了，还总跟着他爹一起惹是生非。如今出了这档子事，根本就是陈福道这畜生造的孽，是他带坏了孩子，这怨不得别人。”

恰巧这时，小芳娘也闻讯赶了来。她站在门口，听着婆婆说这些隐情，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有愤怒，有心疼，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她走上前，声音抑制不住地颤抖：“娘，我们婆媳俩嫁给这对畜生父子，不知道是上辈子做了啥错事。他们父子俩现在是咎由自取，最后连累自己不说，更是毁了小芳的一辈子，也毁了我们俩的一辈子啊！小芳是个苦命的孩子，若不是被他们逼到了绝境，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她才二十出头，你们说说，不是被逼到绝路，她一个小姑娘，能做出这种事吗？说到底，是这爷俩害了咱婆媳俩，也害了小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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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娘低着头，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用袖口擦着眼睛——或许是默认了这番话，或许是早已对这对父子伤透了心。

干警们在屋里仔细查看了一番，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却从两位家属的态度里，更加印证了陈光明父子生前的劣迹斑斑。

随后，干警们又前往杨集公社，找到了革委会主任陈家旺。

听闻来意，陈家旺先是皱着眉头沉思片刻，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迟疑：“不瞒各位，陈福道就是个投机分子。解放前，他曾和我大哥、我们几人一起参加革命，可总躲在队伍最后头。特别是看到我大哥为解放杨集英勇牺牲后，他直接被吓破了胆，再也没敢继续跟着革命。”

“解放后，他觉得世道安全了，又来找我，求着要参加工作。当时我已是杨集乡的副乡长，念着几分本家情分，便让他在公社里做些杂事。他表面上装得挺积极，还凭着这副样子混到了县里的表彰。可后来我发现他心思不正，竟利用工作便利跑到各村祸害乡亲，尤其对女的做了不少龌龊事，好几个村都有人来反映。没多长时间，乡里一研究，就把他开除了。”

“自那以后，他更是没了约束，行事越发肆无忌惮，在杨集的名声也越来越臭。平时专干些欺男霸女、偷鸡摸狗的勾当，乡亲们私下里没少抱怨，可碍于都是乡里乡亲，他又没犯啥捅破天的大事，通常也就教育几句，没真上纲上线追究。”

“他儿子陈光明跟他更是如出一辙，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德行——好吃懒做不说，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偷鸡摸狗更是家常便饭。听说他见了村里漂亮的小媳妇或是年轻姑娘，脚都挪不动，一双眼睛总色眯眯地盯着人家的脸蛋和胸脯直瞅，闹得村里人心惶惶。”

说到这里，陈家旺轻轻摇了摇头，终究没为这对本家父子说一句辩解的话，反倒如实补充了他们更多劣迹。

这两起命案的脉络，在一次次的调查中，变得愈发清晰起来。

调查结束的消息传开后，村里的老支书召集了几十名社员，在生产队部的煤油灯下拟写了一份联名请愿书。“小芳是被逼无奈才动手的，不能让她白白偿命！”

这位一解放就当村支书的老人，其话语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社员们纷纷响应，一个个在请愿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再用食指蘸上红泥，按上清晰的手印。

短短一个晚上，这份写满密密麻麻名字和手印的请愿书便汇集了全村人的心意。

第二天一早，老支书带着几位德高望重的村民，专程赶到县刑警大队，将请愿书亲手交到了带队队长手中。

“警官同志，陈光明父子在村里作恶多端，小芳是受害者啊，求你们从轻发落，给她一条活路！”老支书双手捧着请愿书，语气里满是恳切。

刑警队长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请愿书，看着上面鲜红的手印，郑重地点了点头：“请乡亲们放心，我们会结合调查情况和这份请愿书，依法公正处理此案。”

看着干警们严肃认真的态度，老支书和村民们才稍稍放下心来，缓缓转身离开了刑警大队。

他们不知道最终的判决会是怎样，但这份联名请愿书，是全村人对公道的期盼，也是对陈小芳命运的最后守望。

数日后，县刑警大队联系光明娘，就陈福道、陈光明二人尸体的处置方式征求其意见，明确告知：若她愿意，可自行将尸体运回处理；若不愿，警方将在原地选址掩埋并做标记。

光明娘思忖片刻，虽知晓二人作恶多端、死有余辜，但终究是自家亲人，便先与小芳娘商议后，决定妥善处置。随后，她准备了两口薄棺，将二人尸体运回，简单完成了掩埋。

二人的一生就此落幕，期间并未操办任何后事。一来，此事本就不光彩，婆媳俩更是对二人恨了一辈子，无心大办；二来，她们也清楚，这般腌臜事，村里人大概率不愿参与，索性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