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所谓民间反对声浪，实际上有一大半是大商人们搞出来的，同时大商人们的朝堂代言人们则不断攻击矿税，数十年如一日的要求朱翊钧取消矿税，只是朱翊钧始终坚持不肯罢。

整体而言，矿税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保证了在国家“出事”的时候，皇帝能拿出银子来支撑战争，又导致民间、朝堂的尖锐反对。

作为新御极的天子，不是说不能取消矿税作为一种与百官妥协的手段，争取暂时平息皇权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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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取消矿税也得看时机啊，这个时候辽东眼看着都要彻底糜烂了，你还把自己手里目前最靠得住的一笔财权放弃掉，这……是个什么神操作？

其睿智程度，恐怕和崇祯自废厂卫差不多。

由此可见，朱常洛的水平完全靠不住，比他老爹朱翊钧差了八条街。

朱常洛靠不住，朱常洵同样不靠谱。

国本之争中发生的烂事先不说，只说其受封福王、之国洛阳以后。这位殿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钱财，除了没胆子造反之外，基本坏事做绝。

当时朱翊钧与群臣冷战，无数奏疏送进皇宫都如同泥牛入海。朱翊钧对群臣上的奏章大多不理睬，唯独福王府的奏章不同，早上递交，基本上下午必有答复，对其要求则是无所不允。

有这样的便利，四方奸人亡命之徒自然纷纷趋之若鹜，聚集在朱常洵门下。而此后天启帝乃至更后来的崇祯帝即位后，因福王是帝室尊属，是血系最近的一支藩国，所以对他也很是礼敬。

然而地位如此尊崇的福王殿下有何表现呢？

这位据传重达三百十多斤的王爷一辈子醉生梦死，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娼，花天酒地。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易子而食，但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最基本的赈济样子都难得做一个。

彼时，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今上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当时退养在家的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说福王，对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然而福王的反应在史书上记录得很简单：“不听”。

“不听”的后果很严重，崇祯十四年春，正月十九，李自成率军攻陷洛阳。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为南明的“弘光皇帝”。

他倒是跑了，然而体重严重超标走路都困难的福王无法逃跑，很快就被李自成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

半路，正遇被执的那位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老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老尚书骂贼不屈，英勇就死。

可惜福王熊包一个，哪肯自杀殉国？正月二十一见了李自成，立刻叩头如捣蒜，哀乞饶命。

李自成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球王爷，也不知道怎么，反正就越看越生气，干脆让手下人把福王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宴会，与部下同食，名曰“福禄宴”。(注：此事结局众说纷纭，这是其中最戏剧性的一种。)

当然，无论朱常洵之死是不是这么“精彩”，至少他死前那番表现已经足以丢光朱翊钧的脸面了。

即便高务实心里偶尔也会劝自己，毕竟此时的朱常洛和朱常洵都还年幼，现在培养或许是可以改变很多的。但怎么说呢，就好比让他另外选个时期穿越，他也不可能去跟张献忠混一样，让他改变对朱常洛和朱常洵的成见，实在太为难了。

不过，成见难消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高务实真的打定主意不肯在他们二人中搞二选一，而非要想方设法让王皇后自己产下嫡子的原因，还是从政治大局来考虑。

这事儿不复杂，只需要做一个假设：高务实力挺朱常洵拜皇后为嫡母，在皇帝的偏帮之下，朱常洵取得了领先优势……试问心学派能答应吗？会放弃吗？

不要忘了，心学是“道德实学”，他们在其他的事情上或许有时候可以出于暂避锋芒考虑而退让、妥协，但在这件事上，他们是退无可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