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两朝的一贯都等于一两银子，但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在宋朝和在明朝并不对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参考万历会计录]。只是这就太复杂了，我要这么写的话估摸会写成财政史，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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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万两银子的岁入，那意味着什么？几乎意味着连开藩禁这件事，都可以暂时不用考虑了！而现在开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则意味着……

与“可能被加征商税”关系不大的官员们顿时兴奋起来，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税所影响的官员，则出离的愤怒起来。

别看高务实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问题特意指出，说要加强监管，但官员们清楚，你再如何加强监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钱，就意味着控制这些钱的官员们越有权势，这总是颠补不破的道理。

更何况，朝廷一旦有钱了，最起码不会再给我们折奉、欠奉了吧？说不定还能再加一些“津贴”呢！

于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税”的官员就开始上疏支持高务实，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税”的官员则开始强烈反对高务实。

当然，世上总有理中客，不独后世键盘侠群体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样也有。于是也有一部分官员上疏呼吁，有的说推行商税“利弊参半”，有的说此事“成败难料”，有的说“兹事体大，不如缓行”，有的说“还需详细考究，再作计较”。

总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极。

不过，这些理中客的屁话成不了主流，在实学派与心学派争锋相对的当下，还是只有这两派官员的态度最为紧要。

实学派方面有两类风格的题奏，虽然因为高务实摆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来，好像都是支持高务实的，但其实还是有所分别。

其中一类算是高务实的铁杆支持者，这些人完全赞同高务实的意见，言辞之中几乎恨不得明天——不对，恨不得今天就开始全面征收商税，并立刻组建“审计署”和“关税署”。

另一类则是本来不同意或者有些犹豫要不要这么做的官员，他们只是因为高务实打着继承高拱遗志旗号而不得不违心表示赞同，因此他们在表示赞同之后，却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大抵也就是要不咱们先搞个试点推行，亦或者咱们老成谋国，还是不可轻易全面铺开等说法。

虽然如此，但至少这一次实学派的总体表现要比此前团结不少，最起码没人跳出来明确表示反对。

不过心学派一方就不同了，他们的表现更加团结——清一色的强烈反对。其用词之激烈已经几近于骂街，疏文之中把高务实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这样一来，高务实就创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记录：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满朝弹劾”。

如果只是被弹劾施政手段，高务实是可以暂不理会，先等皇帝表态的。但现在他被人骂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员的习惯，他就只能闭门府上，不肯出而视事了。

申时行是旗帜鲜明反对高务实《取用疏》的最高官员，但他作为首辅，对于题奏疏文之用词非常讲究，绝不肯胡乱拔高，去骂高务实“奸佞”，只是就事论事，找高务实疏文中的破绽。

申元辅觉得高务实疏文中最大的破绽，便是他因为要收商税而制定的新式财政制度。

首先，这些制度如要实现，都必须增加官员。例如高务实说“入账出账，非一人可为；入库出库，非一人可掌。”

这意味着全国上下但凡管账之人，都必须设置成“左右主官制度”，其中左主官管账，右主官查账。且不说这会不会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敌视，引起不和甚至内斗，单说这么一来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员，那就绝非一个小数目。

按照明人习惯于“小政府”的思路，你这就是人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开支。换言之，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管账的是如此，掌管各类库房的也是同样道理。而且申时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库管人员”本就很多——因为各地都建有各种仓库，粮草、军器、布帛、贡献、仪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库管人员也要加倍，这要造成多大的财政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