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局面到了下午，甚至还变得更加失控，乃至于连高务实本人都有些懵了。

因为他发现，下午的时候不仅实学派的官员在他的示意下正在继续掀起狂风巨浪，甚至还有其他人加入了战团——比如说他的同年顾宪成。

顾宪成这个人在后世非常有名，原因在于他是“东林先生”——东林党的前身东林书院就是他建立起来的。

高务实纠结的一点在于，他个人很不屑后期的东林党，乃至于一听东林二字就反感，可是此时的东林先生顾宪成偏偏是个明显倾向于实学的年轻官员，他高务实作为实学派的实际主导者，又好像没有立场能拒绝此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顾宪成虽然和高务实一样不过是万历八年的金榜，为官资历浅薄，地位也不高，只是区区一个户部主事，但他上疏论劾潘晟时的语气却十分激烈。疏文中直接抨击潘晟“执掌礼部，未见其节；称老阁中，未见其德。臣不知此等老朽，以何面目忝居其位！”

其言语之激烈，论劾之酷厉，比起实学派的嫡系官员都是有过而无不及。

高务实不得不仔细思考起顾宪成这个人的使用问题来。

他忽然想到一个大问题：明末的东林与早期的东林，真的是同一回事吗？只怕不然。

最起码现在顾宪成批评心学的劲头，怕是不比他高务实来得差。

高务实仔细回想了一下，好像历史上早期的东林党人，尤以顾宪成、高攀龙的思想最具代表性。而顾、高二人一直都明确表示对王守仁至善学说不满，指责王守仁“无善无恶”是释禅空学，败坏了儒家实学风气。其中尤以顾宪成的批评最为激烈。

不过顾宪成倒也并不是不同意道体之至善，而是不同意至善为无善无恶。就此他提出了道体的实与空的概念，进而形成其实教概念。由此也就展示了他的实学观。

然而这里有一个大问题，即顾宪成的“实学”与高拱、高务实他们这一派的经世实学不同，顾宪成讲的是“道德实学”。(这一点前文有述，就是重阳大会前的那一章。)

此前也说过，心学本来也是“实学”大概念下的一类，它早前也是“道德实学”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只是走着走着就岔了。

现在顾宪成这个“新道德实学派”冒出来，一门心思跟心学这个“老道德实学派”争个你死我活，到底关不关“经世实学派”的高务实什么事？

其实高务实不是不明白，同佛、老的对抗使宋、明儒学都变成了广义上的“实学”，而历史上东林党人对王阳明的批判部分是出于误解。在实学意义上，他们仍是一家人，而且同属于“道德实学”这个流派。

他们同佛家辩论时，都回到孟子告子之争，因为他们看到这两次争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意味着“性善”与“性无善无恶”之争，也就是性实与性虚之争。

只不过在孟子时，并没有佛家虚或空的概念出现，因此孟子也就没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之概念。只有佛家思想泛滥的宋、明时代，才有了实之概念。

如是，从概念上说，实学是在宋明才产生的；而从本质上说，孔孟儒学本身就是实学。

那么也就是说，在儒家性善实学总特征下，又表现出各种不同层次的实学。按照体用合一的原则，道或性本体会散入万事万物当中。这样，无论是性本体，还是寻常日用，就皆是实学了。

而寻常日用，就包含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既包括道德文章，也包括世俗功业；既有格物穷理之学，也有经世治国之术。

这样，宋明儒者在儒学旗帜下所做的所有事情，就都可以称为实学了。

这一时期有着五花八门的实学概念，有的提倡儒学之实效性，如徐光启；有的提倡儒学之格物穷理特征，如李之藻；有的提倡儒学之性学特征，如杨廷筠；有的提倡儒学性善一元论，如黄宗羲。不管他们偏重于那一方面，看上去好像互相矛盾，但都属于儒学实学化总倾向中的一部分。

在以上这些人里头，高务实当然更认可徐光启，因为理论上来说徐光启就是他高氏经世实学的后继者之一，讲究的是学问要看到实效。

但此时高务实不能不思索另一个问题：这五花八门的“实学”，究竟有没有希望统一？又究竟有没有必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