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都是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因为它们不涉及什么政治理想，涉及的只有利益，或者说利益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所谓的政治理想。

派系斗争就不同了。实学派也好，心学派也罢，按理说都是儒家，算起来甚至都还批着理学的皮，可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偏偏是不可调和的。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实学的性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实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中国所谓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它既包括有元气实体哲学，道德实践之学，又有经世实学和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等。”

实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高务实以为可以归结为三点，即“崇实黜虚”、“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这三点构成了实学的精神内核。

小主，

儒家文化中的实学精神，其源头还可以再向上追溯，如陆九渊所说：“人无不知爱亲敬兄……此唐虞三代之实学。”从儒家整理、修订的古代经典中，可以看到实学精神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

如高务实的本经《易经·泰》六四就说：“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泰卦六四的爻辞是说家中本不富裕，但偏要向邻居吹嘘、炫耀，这是一种“失实”的心态，应当引以为戒。

类似“尚实反虚”的思想，在三代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当时虽没有实学这样一个词汇，但是日后实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却于此时正在凝聚生成。

春秋战国是中国的“轴心时代”，传统宗教的瓦解造成了社会上极大的精神空白，致使诸子百家蜂拥而起，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正是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由孔子揭橥的“崇实黜虚”的精神方向，奠定了中国实学文化的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凡是对于不能实证的东西，孔子都给予存疑的回答。面对古代宗教所遗留的庞大遗产，最虚幻的东西的就是彼岸世界了，于是“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强调自己治学的重心在于“知生”、“事人”。因此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上，孔子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精明的统治者虽然尊敬鬼神，但要与鬼神保持距离，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世界中。

儒家哲学的入世倾向，是“崇实黜虚”精神的必然结果。在探讨现实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孔子所倡导的也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学应当具备客观的态度，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想像替代实际的学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学习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将学习当成一种智者的游戏。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促使他们进行研究的动力不是形而上的兴趣，而是生逢乱世，救国救民的忧患。所以孔子一向强调“学以致用”。

例如他要求学生学习《诗经》，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学习《诗经》意义重大，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

但是，学习《诗经》绝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欣赏或消遣。孔子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即使把《诗经》背诵得非常准确，但是授予政权不会行使，派往列国担任使者，在谈判的时候不会对答，那学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以致用”，他说：“君子学以致其道。”

实学精神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倾向，而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这可以从儒学几千年的发展中得到证明。

从西汉到东汉，儒生们过度开发了儒学内部外在超越性的思想资源，致使社会上出现了“虚饰浮夸”的学术空气。今文经学离题万里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日趋繁琐的“训诂考据”，都背离了儒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治学旨趣。

东汉王充一部《论衡》，就是针对社会虚浮弊病发出的战斗檄文，“实”与“虚”可以说是全书出现频度最高的关键词。王充还对社会上所以会产生这样多虚浮之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根子就在于迷信儒家圣贤留下的所谓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