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大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和黄云发。 顺治帝亲自召见，尝赐朝服，将他们编入“御用皇商”行列。其中，范永斗最为有名，他祖辈都生长在张家口，世代经商，他和其他七家商人通过蒙古商路，源源不断地为后金提供各类物资。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且“赐产张家口为世业”，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地位以及与官府的紧密合作，范永斗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若没有这种官方的支持，很难想象他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

范永斗的商业活动推动了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他的商业成功也为后世晋商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先例和借鉴。

其家族的命运在后期也发生了变化。范永斗的孙子范毓在为朝廷转运军粮等事务中也做出了贡献，但随着时间推移，全国陷入“铜荒”，范氏家族的铜业生意受到很大影响。

日本限制铜的出口，使得范氏等铜商面临无铜可购的困境，而按照清廷规定，拿了钱却解不了铜要被追赔治罪。

虽然康熙曾让地方政府自行筹买铜，缓解了范氏的危机，但后来乾隆时期，范氏家族因购铜生意成本高、朝廷给价低，长期处于亏本状态，甚至到了要变卖家产填补亏空、借贷经营的地步。最终，范氏家族在艰难的处境中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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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中国的贸易呈现出繁荣多样的景象，海陆贸易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廷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这一举措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当时，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频繁。日本对中国的生丝、药材、铜钱等有较大需求，而中国的生丝及丝织品在日本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开海之后，江浙地区广泛参与到中日丝织品贸易中，使对日输出的丝织品更加多样、充足、优质，中国输入日本的生丝及丝织品的种类大大增加。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贸易也逐渐兴起，欧洲人崇尚华丽的外观，紫砂艺人就尝试在紫砂壶上涂彩，于是加釉的紫砂壶开始出现并出口欧洲，像珐琅彩、粉彩等装饰的紫砂壶在欧洲市场受到欢迎。

众多港口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州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发展尤为突出。广州城外西南的怀远驿，是各国朝贡所停泊的客馆和港口，承担着重要的贡舶贸易功能。

而十三行则成为了中外商品交流的重要场所，行商们承担着代理政府向外国商人征税、代理外商销售货物、代理清朝政府和外商交涉事务等职能。

十三行街店铺林立，贸易兴隆，外国商人在此建立商馆、码头，商船云集，“洋货如山纷杂处”，呈现出一片繁荣的商贸景象。

国内的商业活动也十分活跃。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四方流通联系紧密。

康熙年间的贸易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使得各种文化、技术等得以传播和融合。

康熙后期，由于担心西方殖民者渗透、传教问题以及人口和粮食流失等原因，对外开放的程度又有所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