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没事。”维尔纳摆摆手，故作大度地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

索科夫听后一惊，随即反问道：“是死在德国人的手里吗？”

没想到维尔纳却摇摇头说：“37年的时候，我妻子因为去了一趟英国领事馆，和几名外交官的夫人喝了一次下午茶，就被人扣上了间谍的帽子，和我的一对儿女一起并被关进了监狱。关押了两年之后，就被送往了西伯利亚。长期的牢狱生活，让我的妻子和孩子的身体都变得很差，当年的冬天就死于了肺结核。”

“三个人都死于肺结核？”索科夫有些意外地问。

“是的，在内务部给我的通知里，就说母子三人是死于肺结核。”

索科夫听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维尔纳的妻子和孩子都被毁关进了监狱，他怎么会平安无事呢？便小心翼翼地问：“当时您在什么地方？”

“我在西班牙。”维尔纳说：“当时制片厂要拍摄一部反映西班牙内战的电影，我作为厂里的资深编剧，自然是少不了的。我的妻子出事之后，曾经有人要把我召回国，好在厂长顶住了压力，让我继续留在西班牙，直到40年才回来。”

“那你有没有去西伯利亚去看过你的妻子和孩子？”

“没有。”维尔纳摇摇头，表情痛苦地说：“我曾经到有关部门打听过他们的下落，但谁也说不清具体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所关押的地点是绝对保密的，不能让外人知晓。战争爆发后不久，我终于得到了关于妻子和孩子的消息，才知道他们已经死于肺结核。”

维尔纳妻子的遭遇，让索科夫联想到了布琼尼元帅。他的妻子也因为出入使馆，而被别人扣上了间谍的帽子，布琼尼虽然身为元帅，却无法为他提供任何帮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投入了监狱，直到史达林去世后，他的妻子才得以重获自由。

两人坐在休息室里，尬聊了两个多小时后，阿克萨拉再次出现在屋里，对两人说道：“两位同志，总编要见你们，请你们跟我来。”

再次来到总编室之后，谢柯罗开门见山地说道：“索科夫将军，您的书我已经看完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小说，出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我就想问您一件事。”

“总编同志，”虽说索科夫早就知道这本书能出版，但亲耳听到总编谢柯罗这么说，他的心情还是非常激动的：“您有什么事情，就尽管问吧。”

按照索科夫的想法，谢柯罗肯定会问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他已经开始在脑子里盘算，该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谢柯罗却出人意料地问：“将军同志，我想问问，这本书的稿费，您是想一次性结清呢，还是按照印刷量来计算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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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科夫心里很清楚，《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发行，如果只是拿一次性稿费，就算谢柯罗给得再高，恐怕也是不划算的。就好像后世着名的小说《鬼吹灯》，作者以千字五十元的价格卖掉，后来这套书大火特火都与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索科夫肯定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在自己的身上发生。因此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总编同志，我还是倾向于按照印刷量来计算版税。”

对索科夫的这个答复，谢柯罗似乎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他点着头说：“将军同志，虽说我们今天刚认识，但我还是要和您说几句心里话。如果是其他作家的书，我肯定建议他们拿一次性的稿费，这样就算书的销量再差，他们也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可是对您写的这本书，我是非常看好的。如果发行之后，完全有可能成为畅销书，如此一来，拿一次性稿费就有点太吃亏了。”

“谢柯罗，不知你给将军同志的版税比例是多少？”

“这个不好说。”面对维尔纳提出的问题，谢柯罗有些为难地说：“虽说我是出版社的总编，但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需要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讨论。据我的估计，将军同志这本书的版税，大概在10~18%之间。”

可能是担心索科夫不高兴，谢柯罗还特意向他解释说：“因为您是新人作家，所以就算这本写得再好，恐怕也拿不到太高比例的版税，这一点希望您能理解。”

索科夫点点头，通情达理地说：“我理解，我理解！”

“将军同志，”谢柯罗见索科夫并不在意版税的多少，心里多少松了口气，随即又问：“不知您最近是否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

“谢柯罗，你这不是强人所难么。”维尔纳在旁边帮腔说：“将军同志刚写出如此精彩的小说，怎么也得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开始新的创作。”